她从广东虎门出逃时，周围像是荒郊野外，零零散散地点缀着几座房子，灯光灰暗。天上戏剧性地下起了雨，她没打伞，在稀稀拉拉的小雨中走到岸边上船。
她到旺角时，这个香港热闹的商业区灯火通明，街边有卖饮料的、卖烧腊的，还有人在街边打边炉，火锅面条热气腾腾。望着这座不夜城明亮的夜色，吕京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“真的逃过了共产党这一劫吗？”
1989年6月，中国政府对天安门的抗议学生和民众清场后，开始通缉一些学生领袖和社会参与人士。这批人在内地城市和农村到处躲藏，颠沛流离中希望找到一处安身之地，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广播员吕京花就是其中之一。
幸运的是，在中国大陆当局撒下的天罗地网中，香港一批仁人义士们通力协作，搭建起一条通往自由的生命线。吕京花顺利进入这条“地下通道”，从广东偷渡到香港，随后流亡美国。在目睹中国当局的血腥屠杀后，她逃过可能面临的抓捕、审判以及牢狱生活，颠簸中走向自由世界。
后来，传媒和公众把这条解救了数百名民运人士的“地下通道”称为“黄雀行动”。
接头
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。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，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。
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，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，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。
1989年6月9日，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，在石家庄未作停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。6月11号，她到达广州。一到广州，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。
“什么《星岛日报》、《成报》……就像你们BBC都有，都一张一张卡片，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，”吕京花回忆。
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，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。电话中，吕京花含蓄地说，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，身体感觉不适。
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，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，“她显而易见知道，我一定是需要帮忙，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，但是她知道，就心灵一点通……”
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，并跟她约定，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。一下火车，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，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。
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。经过简单交流，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，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，希望把她救出去。
“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，（觉得）你要出去，”吕京花说，“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，看能不能救我。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，我说行，就走了。”
6月底，香港“地下通道”通知吕京花，可以准备前往香港。8月底，香港方面表示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，可以出发了。
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。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，“你第一次跟我见面，你有没有害怕？万一（是）政府安排的人”。
后者承认，“怎么不害怕！”心里忐忑得要命， 而且为防止不测，接头时，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，跟在她后面，这样如果她被抓，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。
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、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。他与香港“地下通道”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。
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，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，经南昌、武汉、芜湖等市，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。
7月，风声越来越紧，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。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，无奈之下，决定离开中国。
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，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“地下通道”。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，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《南华早报》作为接头暗号。
8月上旬，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。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，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，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，一面是一只牛头，另一面写着“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”。
“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，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。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就跟他走，你什么都不要问，”项小吉回忆，“我说我记住了。后来没多久，就来了人。”
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
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，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，从大陆逃亡海外。 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，关键词不乏“枪战”、“跳海”和“喋血”。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，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。
1989年8月21日，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，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，准备偷渡香港。
途中出现小波折。21日当天，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，船却没开，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。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，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，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，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。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，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。当日，“地下通道”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，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。
8月22日晚，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。因天色黑，看不清船的颜色，只记得船不大，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，刚好坐满。
她到旺角时，这个香港热闹的商业区灯火通明，街边有卖饮料的、卖烧腊的，还有人在街边打边炉，火锅面条热气腾腾。望着这座不夜城明亮的夜色，吕京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“真的逃过了共产党这一劫吗？”
1989年6月，中国政府对天安门的抗议学生和民众清场后，开始通缉一些学生领袖和社会参与人士。这批人在内地城市和农村到处躲藏，颠沛流离中希望找到一处安身之地，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广播员吕京花就是其中之一。
幸运的是，在中国大陆当局撒下的天罗地网中，香港一批仁人义士们通力协作，搭建起一条通往自由的生命线。吕京花顺利进入这条“地下通道”，从广东偷渡到香港，随后流亡美国。在目睹中国当局的血腥屠杀后，她逃过可能面临的抓捕、审判以及牢狱生活，颠簸中走向自由世界。
后来，传媒和公众把这条解救了数百名民运人士的“地下通道”称为“黄雀行动”。
接头
流亡的民运人士首先得跟营救人员搭上线。从获救者如今平静的叙述中，仍能一窥当年逃亡路上的惊心动魄。
1960年出生的吕京花最初离开北京时还没想着要远走高飞离开中国大陆，她心里牵挂着年仅一岁的女儿，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。
1989年6月9日，她从北京搭乘火车到石家庄，在石家庄未作停留就转车去了广州朋友家。6月11号，她到达广州。一到广州，她就把学运期间收到的一大摞各地记者和组织的名片翻了出来。
“什么《星岛日报》、《成报》……就像你们BBC都有，都一张一张卡片，我在这些卡片里面随便抽了一张卡，”吕京花回忆。
吕京花首先拨给了一名年轻的香港女记者，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。电话中，吕京花含蓄地说，她从北京一路到广州，身体感觉不适。
吕京花说话有些哆嗦，也许把这种焦虑与恐惧传递给了女记者，“她显而易见知道，我一定是需要帮忙，虽然我讲得不是那么明确，但是她知道，就心灵一点通……”
女记者隔天就搭香港到广州最早的一班火车与吕京花见面，并跟她约定，双方手上拿着一张卷起来的报纸作为接头暗号。一下火车，由于其他人拿着的报纸都是叠着的，她们俩马上注意到了对方。
女记者把吕京花带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处私人公寓。经过简单交流，确认了吕就是北京工自联的成员，并明确表示她目前的处境很危险，希望把她救出去。
“从她的口气里边就感觉到事情已经很危险了，（觉得）你要出去，”吕京花说，“她觉得应该把我报到某个部门，看能不能救我。最后走的时候她说我给你照张相，我说行，就走了。”
6月底，香港“地下通道”通知吕京花，可以准备前往香港。8月底，香港方面表示，一切都已经安排好，可以出发了。
事后二人曾对彼时接头的紧张心情复盘。吕京花问这位当时二三十岁的记者姑娘，“你第一次跟我见面，你有没有害怕？万一（是）政府安排的人”。
后者承认，“怎么不害怕！”心里忐忑得要命， 而且为防止不测，接头时，女记者特意邀一位朋友同行，跟在她后面，这样如果她被抓，也有自己人马上帮忙报信。
与吕京花同一批偷渡香港的还有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、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项小吉。他与香港“地下通道”搭上线的经历同样具有戏剧色彩。
北京开枪和开始全城搜捕之后，项小吉从京城一路南下，经南昌、武汉、芜湖等市，6月下旬同妻子到达广州。
7月，风声越来越紧，每天新闻中都有民运人士被抓。项小吉本来还幻想局势有所变化，无奈之下，决定离开中国。
他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一名三十多岁的香港男记者，后者又辗转通知了香港“地下通道”。二人约好在广州中医学院门口碰头，项小吉手持一份英文《南华早报》作为接头暗号。
8月上旬，一名二三十岁的香港年轻男子来广州见项小吉。项小吉给此人看了他的研究生证确认身份，随后这名男子向项小吉出示了一只钥匙扣，上面有一枚圆形硬币，一面是一只牛头，另一面写着“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乙丑纪念”。
“他说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你，接你的人会跟你出示这个钥匙链。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你就跟他走，你什么都不要问，”项小吉回忆，“我说我记住了。后来没多久，就来了人。”
解放军的同情和支持
偷渡本身就有极大风险，更何况是在1989年六四后的风声鹤唳中，从大陆逃亡海外。 以往黄雀行动的报道里，关键词不乏“枪战”、“跳海”和“喋血”。不过在项小吉和吕京花的记忆中，他们这一路还算是顺利。
1989年8月21日，在黄雀行动前线救援者李龙庆和黎沛成的安排下，吕京花和同项小吉夫妇等六名民运人士在广州一家茶楼会合，准备偷渡香港。
途中出现小波折。21日当天，他们一行六人在广东的一处海岸上船，船却没开，众人在静止的船上过了一夜。关于这次波折的原因，几名当事人说法不一，李龙庆和吕京花说是船家觉得不太安全，而项小吉则记得是因为当时船家向他们收费。
第二天，天还没亮，他们就上岸回到广州的白云宾馆，重新跟香港方面联系。当日，“地下通道”又派人将他们送往东莞虎门，在一处居民楼安顿下来。
8月22日晚，他们在虎门海岸边登上一艘小船。因天色黑，看不清船的颜色，只记得船不大，几个人加上一名开船的船员，刚好坐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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